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1960年11月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他还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

二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几起几落。高级社建立后,由于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产生许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但在两条道路大辩论中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月中,河南、湖北、江苏、湖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庐山会议后,再次遭到批判,认为“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中央还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和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归根到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也多次讲到包产到户,他认为:“边远地区、山区包产到户,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4月,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陈云却称赞“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杨尚昆也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

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说:“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并问田家英:“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为了不在中央领导层中造成裂隙,回答是个人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同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也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并多次批评田家英的60%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摘自《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 林小波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