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老家重庆也有人到大街上搞反日游行了!”

弥漫着新生儿气味的客厅里,女人正在悉心观察未满月的孩子,“哦”了一声算是对老公的回答。

矢野浩二放下报纸,凑到小床旁边,看那小小的鼻孔一张一息。以扮演“鬼子兵”立足中国演艺圈的他,被称为除了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之外,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日本人。

“我终于有孩子了!……来中国9年半,有了陪伴我的爱人,而且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感到无比的幸福、高兴。爱人是重庆人,是个一般老百姓。”

女儿心月出生时恰逢钓鱼岛事件发生不久,他在博客上首次公开了自己结婚生子的消息,博文点击量有二十多万,90%的跟帖评论都是祝贺,有网友留言,“愿你被所有日本人中国人理解包容!愿你开心!愿你不被现在中日尴尬的局面连累。”

“中国的朋友们都很祝福我,但是在雅虎日文网站里,很多人都在我宝宝出生那条新闻后面跟帖子骂我,说什么那个在中国演戏的垃圾演员怎样怎样……”

他的粉丝群号称“野草”,草儿们欢欣鼓舞地在网络上讨论,“二哥成了咱们中国人的女婿,肯定更要留在中国了。”他的老朋友、来中国后第一个翻译徐超却肯定地说,“叶落归根,浩二终归还是会回到日本的。”

“他的内心其实挺痛苦的,”与浩二合作过的导演刘一志叹了一口气,“他表面上挺阳光、开朗的,好像什么都能想得开,但是喝多了,心里的苦还是压不住,他在中国演的那些角色,说白了,两边不讨好,中国人恨银幕里的他,日本人恨银幕外的他,一个人总被自己的同胞骂,有家难回,这个滋味肯定不好受。”

“对不起,我迟到了!”初见那天他连连鞠躬致歉,记者提醒他,“你没有迟到,是我们早到了。”他还是不停地弯腰点头,“让你们久等了!”

他的经纪人和助理笑眯眯地站在一旁,“浩二就是这样,来中国快十年了,时间观念上还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他特别准时,我们最长一次,在一个拍摄现场等了4个小时。”

采访结束,他的助理替他送客,把我们送进电梯后,鞠躬致谢,标准的日式礼仪。

来中国之前,矢野先生也做过助理,他的师傅是日本著名演员森田健作,59岁时从政,现在是日本千叶县知事。除了给师傅开车、拎包,浩二还要为师傅打扫郊野别墅的庭院、修护草坪、培植有机蔬菜。

做了5年助理,浩二终于得到了一个有台词的角色,演一个在外巡逻的警察,台词只有一句,“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啊?”

为了这一个镜头,他在片场等了八九个小时,一直在练习,设计了各种语气和表情,导演喊开拍的那一瞬间,他脑子忽然木了,拍了十几条才勉强过关。

此后两年,他能得到的角色戏份徘徊在三五句台词之间。

“在中国有个拍摄电视剧的机会,矢野先生,觉得怎么样?”经纪公司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在东京的奋斗已经过了7年。那时浩二特别想演戏,开玩笑说,只要有戏演,哪怕是AV电影,他也接受。

“我们当时也考察了其他几位日本演员,浩二的配合度是最高的。”徐超当时是中方演艺公司聘请的翻译。

2000年4月,矢野浩二以“日本偶像演员”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永恒恋人》里扮演一个苦苦追求中国女孩的日本留学生。

徐超对他说,“浩二,这部电视剧一播完,你在中国就成明星啦!”

“是吗?我把他的话当真了,简直要得意忘形了。”

《永恒恋人》是个室内戏,浩二每天打扮得很帅,跟女主角谈谈恋爱,收工了跟着中国朋友们逛逛北京,“好爽啊!”

在回日本的飞机上,他已经决定了再来中国。回去后在搬家公司打工,存了90万日元。一年之后,再次来到北京。

徐超是他唯一的中国朋友。

“我当时想让他住我家,但是居委会说不行,外国人不到公安局登记,不能住在民宅里。”

徐超用自己的身份证在地安门附近帮他租了间房,一个月1500块。浩二一边等拍戏的机会,一边在语言学院学中文。

每天傍晚5点半,他在家守着电视看《永恒恋人》,这部汇集了李幼斌、陈建斌、吴越等明星的都市题材连续剧,传说中会大火,结果却连黄金时段都没挤进去。

从地安门走着走着就到了后海, “望着湖面我就想,唉,我呀,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没有戏拍,只出不进,从日本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相当长一阵子,他靠借债、朋友接济过日子。

朋友们很注意照顾他的自尊心,包括徐超在内,几个朋友假借请浩二教日文,付给他每小时100块,“我知道他们是在帮我,只是不说出来。”

每次吃饭,浩二都跟他们抢着买单,“其实我钱包里没有钱,但还是做个样子,然后他们就抢着付了钱,跟我说,‘下次你付,下次你付!’”

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徐超,二十多岁时跑到日本学习,“遇到过好多好心的日本人,得到过他们很多帮助,日本老百姓其实挺善良的,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一年后,矢野浩二终于在《记忆的证明》中得到一个有点分量的角色。

这部片子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一批中国战俘和劳工被抓到日本修筑军事工程,最后无辜死去。

导演杨阳曾经拍过轰动一时的家庭情感剧《牵手》,这位女性导演追求细节的真实感,“日本鬼子坏也要坏得有出处”,片中所有日军都由日本演员扮演,浩二出演反一号岗田,正一号是后来凭借《士兵突击》大红的段奕宏。

浩二的经纪人孔屹说,杨阳当时想改变中国人对于日本军官惯有的丑恶印象,“浩二英俊的面孔能够使角色产生极大的反差。”

浩二看剧本的时候,对剧中日军的作为有些不敢相信,问陪同他拍摄的徐超,“我在学校的历史课上对那段历史有一些了解,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好好学习,知道的其实非常少。这些都是真的吗?”

“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说那就是历史!毕竟剧本有很多文艺创作的成分,但是也不能说那不是历史。”三言两语解释不清,徐超打了个马虎眼,“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多想!这就是一个角色,剧本怎么写的,你就怎么去演!”

片子播出前,杨阳、矢野浩二、徐超一行去成都做宣传。

“在成都我们参观了建川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馆存的日军侵华证据非常多,浩二越看越沉默,情绪不太好。”

晚上,浩二到徐超房间,俩人都没提白天的事儿。“他心里有火,我能感觉到,但是他不说,我也不问。”

刘一志导演跟矢野浩二合作是在2006年拍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时浩二已经参演过十几部抗战题材的连续剧,在圈中已经小有名气了,“一说那个演‘鬼子兵’的大家都知道。”

“这个圈子里总演鬼子兵的日本籍演员大概有那么五六个吧!浩二怎么说,最勤奋,对待战争、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最认真、最坦诚的。”

“残忍、冷酷、无情、好色的日本鬼子,最后总是会被击败,肮脏地死去。”浩二在演出札记里这样总结自己的角色。

“以往的中国电视剧,日本人的角色由中国人演,有点滑稽。‘八嘎呀路’、‘死啦死啦的’……”浩二说自己每次看到这样的台词都会发笑,因为“日本人从来不会这样讲话”。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赋予角色更丰富的内在。拍摄《烈火金刚》时,他饰演毛利太君,最后一场戏是毛利被击毙,他没有同导演做事先沟通,而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入戏,“在被枪顶着头的时候,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对故乡的怀恋,还有后悔的心情,都混在一起。我当时想到这些事情就慢慢地流眼泪了。”

这是剧本上没有的一个镜头,“副导演说‘卡’,但是导演说‘不要停不要停’,然后继续拍。我还在那个状态中,然后我就无表情地流眼泪。就听见导演说‘拍近景,拍近景’,最后他喊‘卡’的时候工作人员都在鼓掌。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更多时候,他对角色的理解和演技派不上用场,“几乎不需要什么演技,就歇斯底里地、用尽力气地去演,越是凶狠丑恶,导演越会赞扬。”十几个类似的角色演下来,“看到军服就想呕吐,精神上被逼得无路可走。”

“我知道他的痛苦,但是没有办法,他需要工作,需要生活,不接鬼子兵的角色,就意味着失去饭碗。”徐超的宽慰颇具禅机,“角色是角色,生活是生活。”

“拍《大刀》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差。有一次早收工回宾馆,刘一志导演坐在我旁边,跟我聊天,他说我看到你的状态心里很难受,以后别人再找你演‘鬼子’,你要学会拒绝。”

刘一志说,“我当时在监视器里看浩二整个人的表现都不对劲,很僵硬。当导演的,都敏感,浩二身上的那种纠结感、痛苦感一下子抓住了我。我跟他说,以后你不要再接类似的角色了,但是这部戏你既然已经接了,就得尽力让自己投入进去。”

《大刀》里浩二演一个日本刀客三岛明夫,被迫卷入战争,从一个武士变成一个军人。刘一志对浩二说,“先不要想以后,现在就把你自己的这份痛苦感放到这个角色身上吧!”

浩二在博客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一定要经过那样的地狱,才能知道什么是光明。人的人生不是像北京的长安街一样的一条直线。”

《大刀》之后,先前从不对经纪公司说“不”的浩二终于能够开口拒绝脸谱化的鬼子兵角色了。最初的时候,想挑个好角色非常不容易,2007年,他拿到《我是太阳》的剧本,“在里面我演远藤谦一,是个好人,哎呀!我激动得要哭了!”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进入到抗战题材的拍摄中,带来新的理念。2008年浩二参与拍摄《狙击手》一片时,副导演只有23岁。有一天,浩二在现场听到他给演日本军人的群众演员说戏。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严肃地说台词呢?其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同样的人呀,人在战场上也生活呢。不要刻意地表现日本军人吧。要表现生活吧。对吧?二哥!”

“我很赞同他的说法,我们演员要在作品中表现生活。即使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也一样。”

在这些年轻导演尝试给日本军人加入人性之前,中国影视作品里的日本军人形象,几乎必然是生得凶残,死得悲惨,智商不会超过30,以至有日本外交人士抗议,少拍这样的电视剧了,对中日两国关系无益。

2006年,矢野浩二作为特殊的“北漂一族”上了《鲁豫有约》,浩二讲了很多刚来中国时的种种艰辛,以及闹的各种笑话,他的朋友们也作为嘉宾陪同他上了节目。

“刚来中国,我很想家嘛,就到邮局,‘请给我手纸(日文意思为信封)’,服务员奇怪地看着我,说,‘买手纸去对面的超市’。”

拍《小兵张嘎》的时候,他跟小嘎子混得很好,小嘎子教他骂人,“你丫脑子进水了!”浩二很好奇,“嘎子,为什么只能进水,不能进点别的吗?比如进可乐了,进白酒了!”嘎子很崩溃,“好嘛浩二哥,你愿意进啥就进啥吧!”

整个节目笑中带泪,结束的时候,鲁豫对他说,“中国欢迎你!北京欢迎你!”

浩二说自己那一刻“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他的很多粉丝都是因为那一期节目喜欢上他的。

本刊记者通过互联网广征“野草”,“妤莓人”在一家跨国企业工作,她迷上浩二是因为浩二的执着、坚持,“我记得以前伊能静说过一句话,她说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不太听老师的话、父母的话,但会听偶像的话。尽管浩二是个日本人,尽管他的角色可能有些敏感,但给我们这些影迷传递的却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龙龙”是南京人,她是在湖南电视台《天天向上》节目中看到浩二,并喜欢上他的,“发现这个日本人很幽默,很努力,所以就关注,喜欢了。他敢于出演那些侵略者的形象,不惜成为‘鬼子专业户’,与一些一味逃避甚至试图掩盖的人相比,让我们知道还是有日本人愿意承认那段历史的,对他有些佩服。”

“浩二的认真劲儿确实非常打动人”,徐超将其归结为“职业精神”,“每天早上,他都会早起晨练一个多小时,跑步或者是去健身房练器械,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是为了保持身材,二是为了有充足的体力来应付连轴转的拍摄工作。”

在日本时,浩二一直积极更新维护自己的博客,积攒人气。刚来中国时,他中文不好,就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发到日文博客里。2006年1月,他开通了自己的中文博客,用徐超的话说,“埋头啄米,自己写得很辛苦。”

徐超建议,浩二口述,他或者其他朋友帮他代笔,“浩二不同意,坚持要自己写,说哪怕是写得语法不对,也是‘浩二体’,网友一看就知道,是浩二在尽力表达自己。”

“像一直扣不上纽扣的状态,”一位来中国采访浩二的日本记者妙喻中日关系。

钓鱼岛事件爆发后,日本富士电视台“大家的教科show”栏目专门来中国,就“该怎样跟中国人打交道”这个话题采访在华的日本人,浩二是演艺界的受访代表。

“日本人里有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我跟中国的朋友交流都是看个人,没有什么国籍的概念。一对一地去相处,去了解,会有很多不同于自己原有想象的发现,千万不要拿着自己想象的一个模子去套所有的人。”

浩二的回答很正确很外交。事实上,他本人及其经纪公司都试图淡化他的日本人身份,淡化围绕在他身上的具有政治色彩的话题。

今年元旦,他回日本探亲,在街上被右翼分子围攻。事后很多记者给他的经纪人孔屹联系,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孔屹则希望媒体不要过多关注此事,“给浩二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谈到日本国内对他的攻击,一直有说有笑的浩二也有片刻的沉默,“说实话,我不想说这样的话,我不想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影响了好多事情。”

“中国的观众比日本的观众更了解我,很多事情,他们能够理解、体谅。而在日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人嘛,只要不知道什么都会说的。”

有件事徐超不愿意多提,说“过去了就过去了”。浩二倒是毫无遮拦,跟我们呱啦呱啦啥都往外倒。

去年3月,他像往常一样,飞到长沙,作为“天天兄弟团”的一员参与《天天向上》的主持和录制。

“那个节目里的主持人很多,汪涵、欧弟又都是非常出色的主持人,浩二想在那个节目里面有所表现,语言上必须有特色。”徐超跟浩二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浩二走“知性路线”。“其实就是让他每次开口都尽量说成语,形成自己的特色。”

录那期节目之前,徐超对浩二面授机宜,“他说一会儿轮到你说台词的时候,你就说‘顺我者死,逆我者亡’,这句话是从中国成语转化过来的,说出来现场效果会很好。”

没想到,浩二这句话一出口,当期嘉宾军旅歌唱家刘斌情绪非常激动,“你让我想起了‘9·18’,想起了当年东北沦陷,想起了你们日本人的种种!”“也许是你们请错嘉宾了吧,我可能不适合上这种娱乐节目。”

“当时现场就安静下来了,刘斌老师说了大概有40分钟,连涵哥也插不上话,我就感觉自己把气氛搞坏了,有点后悔,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说的话不太合适。”

虽然很多网友在论坛上“挺”他,认为他并无恶意,并且从当时语境来说,也丝毫跟中日关系扯不上。不少网友认为整个事情,浩二没有任何错误,唯一的错误在于“他是个日本人”,“如果是个中国主持人说这句话,什么事儿都没有。”

甚至有网友向刘斌发难,认为他“不过是在利用愚蠢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推销自己、扩大名声而已。”

“没想到会惹这么大的麻烦”,浩二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后来我看到批评刘斌老师的帖子越来越多,我有点心里不舒服了,这个不太好,我不想看到,我心里有点恐惧,有点害怕了。”

在舆论偏向他的时候,他却示弱,只求息事宁人,“中国的朋友们度(肚)量大”,“我想告诉大家我在节目中所说的话,没有别的更深刻的含义。我来到中国以后也很少遇到心情消沉的时候。不过,就算遇到那样的情况,总是想‘大家一定都希望和平!为什么要去争论?为什么要敌对呢?’”

他的“知性路线”也就此打住,他的粉丝发现自此之后他在节目中变得拘束了,“本来就插不上话,后来话就更少了!”

徐超说浩二的确是格外小心,不敢再随便用成语、俗语,“生怕哪句话又说错了!”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经验,只不过当时我心里真的挺害怕的。”浩二说汪涵事后送了他一句话,“不要放弃,坚持做。你会成为中日沟通的一个特殊‘管道’。”

“涵哥的话,我觉得有道理。”接受富士电视采访的时候,他用上了这个比喻,“虽然现在这只是小小细细的一根线,但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友好的管道。”

而在他的祖国日本,理解的声音也多了起来,日本作家小林小百合写信给矢野浩二:

“我常常地想,你置身于现代中国的第一线,和数不清的中国人在一起工作,可想而知困难障碍自然不少,但矢野先生一人,站在我们这些日本人的前面,让日中之间时而吹过的寒风首先拍打在了你的身上。”“我要用大阪方言,用京都方言,用关西方言说我支持你!”

“矢野浩二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影视作品中日军一味的凶残形象,但最根本的,只有这类伪爱国剧伪抗日剧越来越少,才是减少仇恨达致和解之时。”有中国观众说。

来自南方周末